题李成所画十册 其九 仙客临流

　　这一支“旅中”，实际上包括了旅程的两种情味。前四句的醉高歌是在舟船的动行中，而后七句的摊破喜春来则是泊岸后的旅宿。行、宿的感受是不尽相同的。

　　醉高歌记行，主要通过景物描写来反映心情。作者笔下出现了长江和远山，江中来往着大小船只，也包括诗人自己乘坐的航船，江岸的近处为大片的芦苇，远处是一道道树林。从长江的远映青山、难穷望眼，反映了作者已在江上行过漫长的途程；江流浩瀚，扁舟来往，这一切都会牵惹起“旅中”强烈的漂泊情绪；而“烟锁云林又晚”，呈现出一派暮气沉沉的客乡景象，“又晚”的“又”字还带有羁旅日久、光阴蹉跎的感慨意味。笔墨虽然不多，却写出了旅中浪迹天涯的一重客愁。

　　摊破喜春来也有写景，但更多地直接结合着作者的感想。“篱边”句点出深秋的节令，“囊底青蚨逐日悭”，则述出了客中困顿失意的处境。接着，诗人用三句鼎足对，细绘了旅宿中不寐的伤心情状。造成他彻夜难眠的，是“晚砧”、“檐马”、“晓钟”的声响，平白增重了诗人的孤寂感和失落感。这种孤苦的情味，是旅中孤独凄清的又一重客愁的表现。前一重客愁还能假借行程中的景物作为散虑的寄托，而在长夜止宿中，所表现出的旅愁就只能任它凝聚在心头了。

　　结尾两句，是在晓钟惊梦的挨守中，起身修写家书的情景。这一笔看似寻常，细细体味，却是饱含辛酸。诗人吐出“归去难”，这一沉重的现实已是不堪；而他还要向遥远的亲人掩饰真相，强自“回两字报平安”，其苦心孤诣就不能不使读者更觉震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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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素称天堑，横渡决无今日交通之便捷。所以古人渡江之时，无不心潮澎湃，产生各种各样不可名状的愁情。作者此时是从北岸的瓜洲渡往对岸，自然也不例外。

　　不过，该篇同同类作品渡江伊始即心绪联翩的通常作法不同，它选择表现的区段是“近岸”与“上岸”的部分。起首三句鼎足对，分写了洲渚、江滩、堤岸，虽也是由远及近，却已是渡行的结束，且所着笔描绘的，是举目所见的由植物所呈现的萧瑟秋景。这就使该曲有别于以表现大江江面为主的渡江之作，不以雄奇险豪为目的，而更多了一种冷落衰凉的旅愁情味。

　　“堤柳绿减长条瘦”，是“渚莲”、“风蓼”萧索风景的延伸，也是此时距诗人最近的感受对象。作者遂以此为过渡，生发出离情别意的感慨。“今古悠悠”是从时间着笔，而继后的三处镇江地名则从空间入手，两相综合，便将别离之恨从秋景的细部拓展弥漫开来，有一种触目皆愁、挥之不去的意味。行程已经结束，而“别离情”却紧萦心头，这就写出了“渡瓜洲”的心绪。可见起首三句的景语，虽然局面不大，却有赋中见兴的效果。赵善庆所作散曲多为写景小令，而其笔下景语多近寒瘦，有孟郊、贾岛的风格。这在元散曲中虽不多见，却也别具一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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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心莫问前朝事，重上越王台。鹧鸪啼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
怅然孤啸，青山故国，乔木苍苔。当时明月，依依素影，何处飞来？

　　中唐诗人窦巩有《南游感兴》七绝云：“伤心欲问前朝事，唯见江流去不回。日暮东风青草绿，鹧鸪飞上越王台。”而窦诗显然又源于李白的《越中览古》：“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本曲的前五句，化用窦巩的诗意，而“鹧鸪啼处”云云，则明显地流露出了霸业不存、风流事散的兴亡之感。倪瓒生活在元代的中晚期，无所谓遗民思想，曲中的“前朝事”是将越王台沿经的历史一网打尽，并不专指宋朝；但历史的盛衰、岁月的无情，一样会引起怀古者的“伤心”。窦诗是“伤心欲问前朝事”，而小令却“伤心莫问前朝事”，一字之差，绝望和无奈的感情色彩就表现得更加强烈。

　　作者禁不住“怅然孤啸”。“啸”是感情激越、一舒抑塞的表现，而一个“孤”字，又有心事无人知会的意味。“青山故国，乔木苍苔”是登台的所见，它较之前片的“东风草绿，残照花开”更增加了悲凉的色彩。“当时明月”等三句又借助了唐诗的意境。刘禹锡《石头城》有“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的诗句，李白《苏台怀古》也说“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吴王宫里人。”明月是历史的见证，如今“依依素影”又高悬在越王台的上空。诗人独发一问：“何处飞来？”问得似乎突兀，但含意是十分显明的：“当时”的江山久已换主，那么“当时”的明月怎么又会飞来重临呢？这一笔同前引的《石头城》《苏台怀古》一样，是借助嗔怪明月的多事、无情，抒发怀古的幽思。作者起笔云“伤心莫问前朝事”，至此还是问了，并问得那样投入、那样悲哀。“依依”是依恋不去的模样，说明明月在天空徘徊已久。而诗人从“残照”时分直留到月夜，这“依依”两字也就成了一种移情手法，表现出了作者对故国山河的倦倦深情。

　　这首小令除了善于从唐人诗句中袭意外，在景物的描写上也深得风神。“东风草绿，残照花开”表现江山无主，“青山故国，乔木苍苔”表现世事无常。以此为陪主之宾，则“越王台”的悲凉寂寞自在意中。又诗人选取了亘古恒在的景物如东风、残照、青山、明月，与时过境迁的绿草、野花、乔木、苍苔交插在一起，在特定的空间中导入了苍茫的时间感，从而将抚今思古的主旨形象地表现了出来。

适意行，安心坐，渴时饮，饥时餐，醉时歌，困来时就向莎茵卧。日月长，天地阔，闲快活！

旧酒投，新醅泼，老瓦盆边笑呵呵，共山僧野叟闲吟和。他出一对鸡，我出一个鹅，闲快活！

意马收，心猿锁，跳出红尘恶风波，槐阴午梦谁惊破？离了利名场，钻入安乐窝，闲快活！

南亩耕，东山卧，世态人情经历多，闲将往事思量过。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

　　第一首曲子概括写出闲适生活的情景，反映了作者的心境比天地更空旷，他似乎什么思绪都没有，进入了一种顺其自然的境界，正如《庄子·逍遥游》所言：“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意思是顺应着万物的本性，跟随着自然界的变化，生活在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虚无缥缈之中，对什么也不依靠，这就是道家所说的无为逍遥的境界。作者的闲适，正是向往着这种境界，“闲快活”是进入这一境界的心情。

　　其实作者未必就如此闲适，快活得似神仙。如果深人了解作者当时的社会环境，也许可以看到快活的背后积淀着无穷的辛酸和苦闷。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文人们最甜的梦是“学而优则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旦雁塔题名，龙门跳进，便可大展才华，或为国家效劳，或为私利奔波，就都有了权力的保障，实现理想也方便多了。可惜元代这条路是那么坎坷而狭窄，荆棘丛生，陷阱遍布，一不小心跌倒下去，就会遭到灭顶之灾。蒙元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汉人属于三、四等人，处于下层；而知识分子，则为下层之下，所谓“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可见，在“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权贵们面前，儒生们显得何等可怜，其斯文早就扫地以尽了。

　　由高雅之士降而为受欺之民，前程一片渺茫，所以总会伴随着强烈的失落感。当时的剧作家多有此感。石君宝在《秋胡戏妻》中哀叹道： “儒人颠倒不如人！”马致远在《金字经》里也曾发牢骚说：“困煞中原一布衣……恨无上天梯。”关汉卿实际上也同他们一样，对黑暗的异族统治怀着强烈的仇恨，对被压迫被损害的下层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这样一位满腔忠愤、为人热忱、关心世态、勤奋著述的“梨园领袖”和“杂剧班头”，是决不会超然物外，闲得无所事事的。大丈夫生在世上，理应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即使走不通仕途，也有别的途径可走，关汉卿就是用自己丰富的杂剧为国家、为民族建了大功、立了大业。

　　第二首曲子描写诗人与朋友诗酒欢宴的惬意场面。

　　在一个晴朗的日子里，作者村居的房舍里充溢着闲适和舒畅的气氛。旧酒已被重酿过一遍，新酒也已经酿熟了，满屋都散发着香喷喷的酒味。主人呼朋引伴，在自家简陋的方桌上摆上了几个旧瓦盆，里面盛满了菜肴。酒菜虽不是山珍海味，但也还鲜美可口，荤素兼有，颇为丰富。客人们围坐在一起，自自在，不分彼此，一边品嚼着酒菜，一边吟诗唱和；不管是山僧还是野叟，读书人还是农夫，都是老朋友，无贵无贱，无上无下，你一杯，我一盏，你一言，我一语，你一唱，我一和，玩个随心所欲，乐个开怀如仙。

　　有趣的是这次宾主宴会，不是主人礼仪性地宴请客人，而纯属一种友人们“打平伙”式的聚餐，这在特别讲究礼仪的府第和官场，是难以见到的。“你出一对鸡，我出一只鹅”，他带几样自种的蔬菜，大家动手，既做主人，又做客人这种老友平等而真诚的相聚，比起一人掏腰包来招待众人倒是公平合理得多，快活有趣得多，还确实有点返朴归真的情味。

　　关汉卿用朴质的文笔，描写了乡间生活的这一场景，表现了他追求着一种高雅的情趣。在这里，人们和睦友好，真诚相待，不拘泥于繁琐的礼节，率性而行；邻里之间情同手足，世俗的恩恩怨怨，官场的尔虞我诈，在这里已无影无踪了。杜甫《客至》中写道：“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也是对这种情景的称道。

　　第三首曲子反映了作者看破红尘、放下名利希望在归隐中安享晚年的内心呼唤。开头就活用了一个成语“心猿意马”。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云：“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又《维摩诘经·香积品》云：“难化之人，性如猿猴，故以若干种法，制御其心，乃能调伏。”这是把人的名心利欲，比作奔腾的野马、跳跃的山猿，只有将它牢牢地拴起锁住，才能安静下来。

　　人往往为名利所支配，在社会上你争我夺，弄得疲惫不堪，结果害人害己，如幻梦一场。因此，在名利场中，尤其是处于阶级、民族矛盾十分激烈的元代，一些知识分子看穿了名利，力图摆脱它的枷锁。关汉卿也多次流露出这种心态。这同样是元代许多文人的共同心理。如卢挚的“无是无非快活煞，锁住了心猿意马”，庾天锡的“紧地心猿系，罕将意马拴”，都将这种心态表露无遗。

　　现实的种种险恶，使得文人们不得不长叹。屈原沉江、伍胥伏剑、淮阴饮恨的悲剧在不断地重演着，即便是金榜题名，万里封侯，终忘不了“到头这一身，难逃那一日”。于是立下决心“跳出红尘恶风波”，并感慨地诘问：“槐阴午梦谁惊破。”槐阴梦就是南柯梦。午梦等于说“白日梦”。世间人心险恶，人海风波浊浪翻滚，世人对未来的奢望乃至已在手中的荣华富贵实质上与南柯一梦没有两样。但真能参破这白日梦的没有几人。这些观察与思考历来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知识份子中勤于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产生出许多遁迹山林、隐居田园的隐士和逸人。特别是在元朝那种特殊的外族人统治、法律不平等、对知识份子苛酷的社会环境下，许多元代的大知识份子都走上了归隐的道路，其中许多都作过一阵子官还包括一些身居高位的大臣。当然先决条件是这些人心中得能保持正念看到官场污浊、人心险恶时才会退出。如果正念不坚、甚至毫无正念，还不是同流合污、与世沦沉而已。

　　第四首曲子倾诉了自己为何愿意过闲适的隐居生活的苦衷，可看做是这组小令的总结。他经历了人世间的风风雨雨，看到了贤愚颠倒的混沌现实，没有什么可争的了。曲末一声“争什么”突出了与世无争的思想。

　　“南亩耕，东山卧”即是作者归隐后的田园生活。 “南亩耕”，取陶渊明《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的诗意。在此含有归田躬耕的意味。“东山卧”，用谢安隐居东山的典故。不难得知，似陶渊明、谢安这等雅洁的隐士生活，在作者心中是向往已久的。作者会产生归隐山林之想的原因并非他不关怀世事。恰恰相反，他也曾像陶渊明、谢安等人一样有过治国平天下以济苍生的宏伟抱负，但在亲身经历纷繁万种的世态人情，看透了世态炎凉的社会世相之后，诗人终于若有所悟。恍然回首，“闲将往事思量过”，明白了“世态”为何物，人情又为何物。虽然此处他没有明言，但这首小令之后却让读者心中泛起深沉凝重的波澜。

　　《窦娥冤》中“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的善恶颠倒；《裴度还带》中“红尘万丈困贤才”，“十谒朱门九不开”的人才悲剧；《鲁斋郎》中“利名场上苦奔波”，“蜗牛角上争人我”的奔波钻营；“浮云世态纷纷变，秋草人情日日疏”的淡薄世风，所有这些，历历在目，发人深省，又似过眼云烟，轻轻飘过。作者回首往事，反复思量的结果是：“贤”的是别人，“愚”的是我，已经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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